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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春天》  

2013-07-06 17:41:00|  分类: 学习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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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里的春天》是李国文李国文,1930年出生。1957年因写小说《改选》,被划过“右派”。1979年又写小说《月食》,重回文坛。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茅盾文学奖。其他作品也多次获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革命干部于而尤重返故乡石湖的三天两夜经历,回溯、对照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17年到“文革”和粉碎“四人帮”长达40年的斗争生活,表现了“春天在人民心里”这一主题。《冬天里的春天》时序颠倒,历史和现实穿插,情节扑朔迷离,增加了它的艺术魅力。

  《冬天里的春天》的主人公于而龙抗日时期是石湖游击队队长,解放后是某大型军工动力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他重返故乡是要为他的亡妻、游击队指导员芦花40年前不明的死因揭谜,找出打黑枪的凶手。于而龙和芦花当年都是石湖贫苦的渔民,为了还高门楼王家的债,于而龙喝了药酒到冰湖中捉鲤鱼险些丧命。他们在党的指引下毅然举起了革命的火把,与高门楼王家斗,与日寇、湖匪斗,像胶龙和旋风出生入死战斗不息。于而龙后来作为骑兵团长,驰骋在解放战争的战场;又作为第一批创业者,在沼泽地里建起了大工厂。可是他的结发妻子早在40年前就不幸牺牲。芦花有着异常坚定和敏感的阶级感情,她与高门楼王家有着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她像一尊威严的战神,把王家老大的头颅掷在老二王纬宇的面前。王纬宇则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份子。几十年来,一直隐藏在于而龙身边捣乱,表面上却假装“革命”,刨掉自己父亲的坟墓,用血写入党申请书,开口闭口是“阶级斗争”,又利用游击队的求胜心理作出错误决定,险些使全队覆灭。在工厂又搞什么“红角”,凡事左三分,最后其刽子手的面目还是被揭露了。

   这部小说展示给读者的是宏大的规模和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它以近60万字的篇幅描绘了2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30年代石湖地区贫困渔民的生活状况与婚丧嫁娶风俗,抗日战争中于而龙领导的石湖支队和大久保指挥的日本军队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石湖支队的艰难处境,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热情,“文革”中的种种颠倒与荒谬等。在展示这丰富多采、波澜壮阔的历史生活画面的同时,小说还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是革命者,勇猛善战、刚毅、耿直的于而龙和稳重、机智而又风趣的老红军赵亮不同;善良、克尽职守的老林哥与沉默而又固执的大龙不同;那个美丽、坚强、对敌人无比残酷、对二龙和贫苦百姓无比爱戴的石湖支队女指导员芦花给人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同是知识分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刚正不阿的郑老夫子和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廖思源,各自展示了不同的精神风貌。那个风度翩翩、能说会道、左右逢源、阴险卑鄙的王纬宇,乃至手持屠刀却讲文明礼貌的日本军官大久保,都极具鲜明的个性。小说把描绘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与对生活本质的揭示统一起来,从而使小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成为历史教科书。王纬宇的命运尤其耐人寻味:他自私、阴险、没有道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参加革命,却长期春风得意,30年后才被揭穿。高歌其人愚昧而又疯狂,却平步青云,大权在握。这类形象的塑造包含着作者对共产党命运的思考。这种思考在小说中有时表现得很明显,例如这样一段描写:“文革”中一位老骑兵对于而龙哭诉:“说句不客气的话,今天的这个共产党和我昨天认识的那个共产党不一样,要不,就是有一个好人的共产党,还有一个坏人的共产党”。小说还写到: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支援革命的老林嫂现在对县委副书记很冷漠,甚至发出“现在鬼子再来,老百姓就不会掩护村干部了”的叹息;曾经冒死救了于而龙性命的老船夫和许多在战争年代把亲人献给革命的乡亲,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1952年满腔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廖思源,在屡受打击之后又起了出国的念头。这类描写包含着对某种不幸的历史循环的悲衰:当年的革命者变成了统治者,忘记了养育自己的人民。人民并不是对党失去了信心,而是痛心的是党被腐蚀、被扭曲。作品塑造赵亮、芦花、于而龙、将军等一系列共产党员形象,就是在召唤“老布尔什维克”的归来,也表达了对真正的共产党的坚定信心。

从艺术上看,这部作品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那种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它叙述的故事在时间跨度上超过半个世纪,在空间上是以相距遥远的南方的石湖和北京的实验场为主。但作品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叙述。小说在对芦花的死作了“序幕”式的描写之后,笔锋一转,写30年后的初春于而龙来到石湖的第一个早晨,划着船去找芦花的墓和那位知道秘密的摇船老人。从这里开始,随着于而龙飘忽不定的思绪和变化着的行踪,一幕幕往事被穿插进来。两天之后于而龙对王纬宇发出一声怒吼,小说就结束了。这种结构方式主要是受电影蒙太奇手法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把这种手法运用到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创作上,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而这种尝试获得了很大成功。这种结构方式既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性,又赋予作品以特殊的魅力。它把历史与现实交织起来,使二者发生联系,形成对比。许多富于启示意义的见解正是通过这种联系和对比体现出来的。小说第五章写到廖思源在“文革”结束,重获自由的时候忍痛离开祖国到美国寻找自己的女儿,接着写下去的是1947年石湖支队陷入困境时郑老夫子死也不肯离开石湖,坚决与石湖支队同生死共患难。不同时代的两位爱国家爱民族的知识分子,面对同一个政党为什么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假如按时间顺序来叙述,这两件相隔30年的事情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对比效果。从读者方面来说,这种结构方式在小说中造成了许多悬念,增强了小说的情节性和吸引力。比如小说开头写芦花被一个黑影开枪打死,便嘎然而止,然后转入30年后于而龙的查访。这是小说的总悬念,这个悬念直到小说结束才解开。而这个大悬念中,又有许多小悬念存在着。如,第二章写到于而龙等18名队员在蟒河边陷入大久保军队的包围就止笔,转而去写“文革”中造反派对于而龙的攻击。这样,于而龙等如何冲出大久保的重围又作为悬念抓住读者。小说因此增添了许多魅力。由于小说是以于而龙的行踪、回忆和联想为线索组织情节的,所以虽然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被打破,但仍显得条理井然。

   《冬天里的春天》属于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反思文学作品。小说重现了1937至1947年的游击队生活和十年动乱时期的斗争情景;借用了西方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以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展开复杂的故事情节,小说时序颠倒,历史和现实穿插,情节扑朔迷离,跌宕起伏,万象纷呈而又主线分明,具有较高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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